新裤子

韩国的宽免条款中则规定因继承而取得的符合一家一屋(除高档房屋外)原则的房屋免税，但对已拥有住宅或继承高档住宅，仍需缴纳最高50%的累进遗产税。

而在农村中，由于户口管制放松和人口迁徙潮的兴起，过去那种挨饿就挨饿，绝对不能进城的状况也被打破。三年大饥荒期间上海棚户区也没有明显扩大。

说是有损于国家形象容或有之，说是有损于贫民则纯属无稽——难道对他们犁庭扫穴、毁窟逐人反倒有利于他们?而违章建筑的说法就更妙了：他们不是需要救济的穷人，而是应受惩罚的违章者!政府可以对他们任意行使权力，但无需对他们承担什么义务。有趣的是，由于我国不承认有贫民窟，slum(英语贫民窟)一词也成为禁忌。同为租户，与城中村的租户相比，这里的外地租户居住条件更差。棚户区在中国城市中其实是有身份含义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市民居住的合法棚户区按通常的标准就是典型的贫民窟，那么这些地位低于他们的贫民构成的街区又该叫什么呢?超贫民窟吗? 棚户区，城中村，违章建筑：哪一个等于贫民窟 而城乡接合部，尤其是远郊区，由于实际地价低，当地户籍居民投资少，出租屋更为简陋，楼房很少，常常就是棚户，由此在一些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往往形成一条棚户地带。

于是在国家不给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昂贵的商品房他们又买不起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穷人通行的选择也与他们无缘：我国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集或自发搭建棚户(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9卷第4期，2005年7月)，因此非正式的住所(如棚户)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这一情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城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这种居住权后来继续被承认。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超过30年。

在供给侧，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办法，着力支持新产业、新技术供应链瓶颈环节的突破。新形势下实现经济转型、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突出。人均用电量、钢材累计消耗量、汽车拥有率等实物量指标也在同一区间达到大体相同的增长水平。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20年的较多，超过30年的很少，大国中尚无先例。

根本途径是加快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成功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景并不明朗。针对招工难、加薪潮等现象，前一个时期展开了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其次，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现象已不复存在，供求平衡、供过于求成为商品市场的常态，由供不应求而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少见。——放宽服务业的进入限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进一步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给各类企业和个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激发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继续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否定我国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实体经济、为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资金支持的金融创新。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两个重要改变，首先是商品市场旁边，已经成长起包括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产市场。在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二战以后高速增长的典型国家日本、韩国和德国等，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或略多一点的水平时，工业占GDP的比重、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开始明显降低，进入一个较低的增长平台。行业管制要以节能、环保、安全、质量标准等为重点，不再延续对企业生产和投资中规模、品种等的直接干预。三是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我国将面临相当大的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

其原因是速度提高相应地扩大需求和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要促进人员的合理流动，使保障性资金可转移、可接续，保持劳动力市场必要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提出很长时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人们对此抱怨甚多。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将使需求规模相对收缩，要素成本上升则使供给竞争优势减弱，而广义上的通胀压力将加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并分流本可用于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的资源。

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将会推动创新驱动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能否相应提高就成为突出问题。这方面改革的跨度和难度很大，需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选择若干重点领域加快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过量流动性同时面对着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由以往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但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物品，主要是具有不可再生、不易移动性质，与土地等自然资源关联性较高的物品，如石油、铁矿石、黄金、房地产和农产品（000061）等。以上几个方面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借鉴深圳等地成功经验，鼓励设立产学研用密切结合、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型科研机构，用增量带动存量科技资源的重组。

美国等具有全球储备、交易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危机、刺激需求，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后果之一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可创办教育改革试验区，与国际名校合办示范性分校。

一是在十二五末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台可能下一个台阶，由前些年的10%左右降低到7%左右，进入一个次高或中速增长期。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深化的重点所在。

——改进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重点实行需求激励。——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

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即速度与效益同向变化。例如，如果预见到几年后增长速度平台下移，作为慢变量的企业盈利模式就应该开始调整，否则一旦增速下降，将会陷入困境。随着经济增长条件组合的实质性改变，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将会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增长模式转型。对国内不同地区增长潜力的测算也大体支持上述判断。

如果今后3～5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我国人均GDP将进入上述速度下降的敏感区。二是要素成本上升，迫切要求增长动力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从内在逻辑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经历三个阶段，即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货币体系危机。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之中。

伴随着这些变化，过去长期依赖的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日益增多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

从国内看，近年来形成的巨额信贷资金消化也需要较长时间。这种内在要求不仅表现在结构和机制上，同时也表现在时间上。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过量流动性冲击领域的变化。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产要素 。

问题是，能否随着增长条件组合的变化，较快形成与中速增长相适应，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新增长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关健是把以往因体制缺陷而低估或外在化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内在化于企业，这样也会增加企业成本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尽管中国已经连续几个月小幅减持美国国债，但截至2010年底，中国仍以1.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位居美国全球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

与之相反，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尽管2010年的数据还未公布，但根据2009年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296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